专访 | 阎学通：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中国道义在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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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中国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和中美关系领域的顶尖专家。他目前担任清华大学—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主编。2008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将阎学通评为全球百大知识分子之一。2011年，阎学通与PUP合作出版的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创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清华路径”，该书分析借鉴中国先秦思想，提出以“道义”为核心的政治领导力是国家实力的关键所在，是中国学界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大贡献。2015年至今，阎学通为爱斯唯尔高被引政治学唯一学者。2018年，他被授予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阎学通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国学术顾问理事会成员。
阎学通教授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2011年合作出版的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一书自出版起就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反响，并在中西方学界和政界都引起关注。迄今为止，已有来自十七个国家的四十多位学者为该书撰写书评。这本已经出版六年的书，在2017年，由于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而激起新一轮的讨论。相较于约瑟夫·奈的国家软实力理论框架（文化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对外政策），该书提供了关于软实力的更清晰的解释框架和更确切的解释角度。阎学通教授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即政治领导力决定大国实力对比转变及国际规范变化——更为合理地解释了现阶段美国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的降低，以及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失去许多国际支持的原因。
日前，阎学通教授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国办公室的采访。在采访中，阎学通教授谈到自己的研究、谈到这本极有影响力的著作，也为我们剧透了他新书的内容。
PUP China：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军思想家，阎学通教授专注的研究领域是什么？
阎学通：从学术角度讲，我主要研究大国如何崛起成功的问题而不是主导国如何维持霸权不衰落的问题。这与美国学者研究的角度完全相反。中国崛起对21世界的国际政治具有最大的影响，因此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中国崛起的问题。1998年我出版了《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当时国内学界和政府对我于提出“中国崛起”这个概念都持批评态度。至到2004年政府还规定官方不能使用“崛起”来描述中国，但允许学界讨论。大约是在2010年中国GDP按汇率计算超过日本之后，“中国崛起”这个概念才被国内学界普遍接受。
PUP China：阎学通教授的研究方向与以往和如今的中国学者们专注的研究方向有什么不同？
阎学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长期是政策研究和国际形势评论。冷战后，开始有少数学者进行一点理论研究，较多学者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是上世纪90年初就开始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是1996年出版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目前，中国学者中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多起来，但从事科学理论研究的少，从事规范理论研究的多。也就是说研究应该做什么和从理论上论证中国外交合理性的人多，而研究国际关系客观规律和中国外交失误的少。我侧重于发现国际关系规律的研究，而非论证中国外交政策的成功。例如，中国政府使用“文化软实力”的概念而不是“软实力”的概念，于是绝大多数学者论证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我则论证政治是软实力的核心。我与约瑟夫•奈在软实力构成要素问题上的认识不一样。他认为是价值观、制度和外交政策，而我认为是政治领导。中国学者多数接受奈的观点，不接受我的观点，因为我的观点把软实力强弱的原因归于政府领导力的强弱。对内政策也影响一国的软实力，而政府的意识形态、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都是由政治领导决定的，因此政治领导是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
PUP China：阎学通教授的理论与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理论有什么不同？
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对于客观国际关系现象的解释，是普世性的，我认为没有西方和东方的区别。欧洲学者的理论和美国学者理论不同，他们都是西方人，而且美国学者的理论也不同，他们都是美国人。目前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三大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我的理论属于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里的一个分枝。与建构主义理论比，道义现实主义从工具理性解释道义的作用，而非从价值理性角度进行解释。与自由主义理论比，道义现实主义从领导力的角度解释国家行为而非从制度的角度进行解释。道义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其他的流派有共同的假定，但在有些方面还是有区别的。例如，与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比，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性强，而非只有互不相关的思想观点；与结构现实主义比，道义现实主义把体系、组织和个人三个分析层次有机联系了起来，而不是相分离的；和进攻性现实主义比，道义现实主义强调领导力这个内因作用大于实力结构的外因作用，而非认为决策者无力摆脱战争宿命。
PUP China：是什么使得阎学通教授开始专注于如今的研究方向？
阎学通：上世纪80年代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读博时，我发现一个问题，即世界银行对于东亚国家的援助起作用但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不起作用，于是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东亚国家能充分利用外援呢？90年代毕业回国后我研究中国对外政策，发现中国的发展速度比其他东亚国家还快，于是我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为何中国在毛泽东时期发展慢而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发展快呢？进入21世纪，我产生了新的疑问，中国为什么能缩小与日本和德国的差距呢？这问题到了2008年就变成了，为什么中国能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而日本、德国、俄罗斯与美国的差距却拉大呢？2015年起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为什么增长速度不如以前了呢？在解释这些疑问的过程中我建立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 ，即一国领导的改革能力越强，其实力增长越快，改革能力越弱则增长越慢；而如果采取倒退的政策，则倒退得越多则增长越慢，倒退得少则负面影响小一些。中国领导力强于美国，所以可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美国相对于中国出现了相对衰落；但是美国的领导力强于日本、德国和俄罗斯，所以美国与这几国的实力差距不断拉大。在特朗普政府采取倒退政策的情况下，中国只要倒退得比美国少，仍能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UP China：是什么促使阎学通教授研究中国先秦时期的外交思想，并通过研究先秦思想来发展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
阎学通：此事始于2005年。调到清华大学之后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于是我想系统地读一些先秦的著作。没想到，阅读中发现很多思想可用于解释当前的国际政治，于是我带着我的博士生徐进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先是将先秦著作中有关国际关系的论述挑出来，编辑成《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于2008年出版了。在此基础上，又组织了一些学者对先秦著作中的有关思想进行现代解读，于是2009年出版了《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在此基础上写了一些英文文章，2011年出版了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这本书出版引起学界和战略界的普遍关注，目前17个国家的学者对这本书共写了40多篇书评。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称谓也就出现了。在此基础上，我将这个理论进行了体系性整理，于2015年出版了《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最近我刚完成了新书A Moral Realist Theory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这本书的逻辑性、体系性和理论性都远胜于《世界权力转移》。我认为，这本书对于2017年以来国际政治的解释非常强，而且可以预测当前国际秩序的变化方向。这个理论的优势在于，它不仅能解释中美两国的对外政策行为，而且也能解释其他大国的政策行为，普世性非常强。如今世界上“特朗普”型的领导人增多，他们的政策不对人民利益责任，反复多变缺乏战略信誉，因此今后几年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将大大增加。为什么人类社会不断有国家崛起和衰败？又为什么有的国家崛起最终成功有的国家崛起未能成功？在新书中我为这些问题都提供了思考。
PUP China：在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中阎学通教授谈到的主要思想：政治领导力是国家实力的关键，而道义则是政治领导力的精髓。 虽然经济和军事实力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于总是按照道德准则行事的政治领袖来说，它们只是次要的——在确定全球秩序的时也是如此。那么其中的 “道义”（morality or moral actions）具体指什么？
阎学通：刚刚我提到，一国政治领导力强弱的重要体现就是其改革能力，其改革能力越强，则国家实力增长越快，在我的新书A Moral Realist Theory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我系统地讨论了改革的两大要素——改革方向和改革力度。例如，我国在邓小平之后，改革的方向不变，但改革力度在减弱，1992年邓小平曾就担心改革力度减弱的问题发表过讲话。2015年中国进入了“新常态”，邓小平时代的改革结束了。改革能力体现政治领导力的强弱，那么道义则是政治领导力的精髓，现在我将道义划分为三个层次来具体讨论：道德可以分人个，政府和世界三个层次。例如，对配偶忠诚是个人道德，对国家利益负责是政府道德，博爱是世界道德。由于道义现实主义研究的是国家政府行为，因此道义是指政府的道德，这种道义对本国人民而言是政府对人民利益负责，取信于民；作为世界大国其道义是维护国际秩序，有战略信誉。战略信誉是国际道义的最低标准，也是最基础性的和最重要的道义。当一国失去国际战略信誉时，这个国家必然被视为是不讲道义的国家。例如，最近Foreign Affairs发表了Kerren Yarhi-Milo的文章“After Credibility”，谈关于特朗普政府是怎样因失去战略信誉而使美国领导地位下降的。这篇文章举的例子，充分说明没有战略信誉的国家是被视为缺乏国际道义的。 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中国和其他所有大国。
PUP China：怎么保证西方国家能够准确地理解中国人对“道义”的定义呢？
阎学通：虽然不同文化下具体的道义内容不同，但普世性的道义是存在的。例如，所有的群体都将忠诚视为道德行为，国家、政党、家庭甚至黑帮都将忠诚视为道德。即使敌对的政治群体，也都尊重对方的忠臣而鄙视对方的叛将。勇敢、讲信誉、负责任、不屈服、敢承担等等都是普世性的道义。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是从工具理性角度解释道义的，即领导采取道义政策的主观目的是为了更大的国家利益，但这种道义的政策对他国也有好处，即从人性逐利的角度解释，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道义原理。太阳的自我存续需要燃烧，但客观上温暖了地球，为人类生存创造了条件。因此，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一个领导国是否道义不取决于该国讲什么，而取决于其他国家对其行为的判断。因此，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一国软实力来自于其成功和样板作用，而不是其宣扬的价值观，更不是其文化的特殊性。
PUP China：“道义”和我们常谈论的中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有什么区别？
阎学通：道义是软实力的原子核。软实力是一个比道义要宽泛得多的概念。如果把软实力比作为一种事务，那么道义就是构成这种事务的原子核。软实力由政治和文化两个构成要素组成，而政治和文化可以理解为是两个不同的分子。如果将政治这个分子的构成要素进行分解，可以看到其由政治领导、政治制度、政治路线、政治信仰等因素构成，这些因素可视为是构成政治实力的原子。政治领导的本质是组织进行社会改革，因此政治领导力由改革方向和改革力度两者的结合决定。改革方向是由道义决定的，因此道义成了政治实力的原子核，而改革力度如同核外电子。有关政府道义肯定也包括了不同的构成成分，如同电子核里有中子和质子一样。有关道义的构成要素问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我还没有研究到这个层次。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文化没有变化，但美国的软实力大幅下降，这足以说明，将软实力理解为是文化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千年的稳定性，而中国的软实力在有的时期上升，在有的时期下降，也说明软实力核心不是文化要素。
PUP China： “道义”是区分“王道”和“霸道”的关键吗？
阎学通：管子、孟子、荀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他们都认为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在于道义而不在于实力。不过他们也有区别。孟子认为王道和霸道是道义真假的有无之别，而荀子认为两者是道义水平的高低之别。管子认为王道是一种独特的道义品质。我比较认同荀子的观点，因此我在新书中特别讲了道义的相对性。一国是否道义是两个国家行为进行比较的结果，而没有绝对的标准。例如，汉朝对西域国家采取臣属政策，而匈奴对西域国家采取役属政策，于是西域国家认为汉朝讲道义而匈奴不讲道义。当美国不再提倡自由贸易原则，中国保持贸易原则，中国显得比美国讲道义并非因为中国提升了贸易原则的道义水平，而是由美国的倒退使中国显得讲道义。国际道义的相对性还意味着，只要中国倒退得比美国少，也能显得比美国道义。“五十步笑百步”是指把程度差别当作性质差别，然而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程度差别的确有占优的功能。
PUP China：在具体实施上，“道义”怎样落地？
阎学通：不同时代，不同环境和不同技术条件下，国际道义的具体的内容和标准是不同。例如，核时代与无核时代不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比首先使用要讲道义。在全球化时代，实行开放的政策就是道义，而采取封闭的政策则是不道义的。在全球关注气候变暖的条件下，承担减排负责的就是道义，不减排就是不道义。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开放的水平成为道义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在不同的国际问题领域，道义问题不同，标准也不同。对于世界大国来讲，如何承担国际领导责任的问题正在成为道义的标准。一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与其国力相一致被认为是道义的，否则是不道义的。对国内社会而言，道义的政治领导要对人民普遍利益负责；对国际社会而言，道义的政治领导要维护国际秩序，对和平稳定的世界秩序负责。
PUP China：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中的理论可以怎样指导当今中国的外交战略去重塑世界秩序的变革？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对所有崛起国和主导国都有借鉴的作用，不仅是中国。根据道义现实主义，中国对外战略要特别重视建立国战略信誉，因为战略信誉关系到国际领导国是否能建起权威，是否能有效维护国际秩序，以及是否能塑造保持其领导地位的国际环境。采取王道原则最有利于建立国际信誉。王道原则是一种差序原则和规范，即责权一致的前提下，大国拥有比小国多的权力但同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大国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主要是为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中国在塑造国际秩序的方面缺乏对国际战略信誉重要性的认识，至少到目前中国官方对战略信誉问题没有任何论述。由于中国坚持不结盟原则，因此官方不讨论为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事。我以为这是中国在建立国际战略信誉和塑造国际秩序上面临的一个重大困境。即不想为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双要塑造国际秩序，这是一个两难。
PUP China：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中的理论能为中国在世界秩序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什么样的观察、思路、或启示？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是用领导力这同一个变量解释崛起国的成功和霸权国的衰败，即崛起和衰败的原因都取决于领导力的强弱，具体而言就是改革能力的强弱。
（1）从观察事务的角度讲，这种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崛起的成就靠的是不断的改革，而美国的衰败是因为改革少于中国。同时这种解释还可帮助中国政府意识到，中国的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也都源于中国政府自己，即成功的方面是功在领导的正确，与此同时失败方面的问题也是领导错误所致。例如，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这是政府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结果；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搞不好，则是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失误导致的结果。
（2）从思路角度讲，中国在塑造国际秩序中要坚持以身作则的指导原则。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领导国建立国际规范的最主要路径是样板作用，而发挥样板作用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指导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价值观要一致。古代将其称为内圣外王。中国需要把在国内推行的和向国际社会推行的价值观统一起来。现在内外两种不同价值观是无助于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价值观的。二是不作超越自身实力的国际承诺。道义 现实主义认为，战略信誉的最主要体现在言而有信，即“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承诺超越国力的事情。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国，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不能比美国还多，否则会因为无法兑现承诺而失去国际信誉，从而形成不利于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
（3）从启示的角度讲，塑造国际秩序靠提供安全保障而不是靠宣传和经济援助。道义现实主义认为领导者的地位是建立在追随者的基础上的，没有追随者就没有领导者。中国不可能靠一已之力来塑造国际秩序，需要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来塑造国际秩序。争取国际支持是中国外交的核心任务，到国际上去宣讲是解决不了国际支持问题的。将争取国际支持简化为经济援助，也是实现不了目的的。在无政府性质的国际社会，领导国获得其他国家支持的最核心原因是领导国为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中国如果不调整以经促进的外交原则，不为友好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中国切获得比美多的国际支持是困难的。特朗普的政府已经对美国的友好关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即使如此，中国所能获得的国际支持仍未大于美国。道义现实主义认为，特朗普政府使美国失去许多国际支持的最核心原因就是特朗普不愿为盟友提供安全保障了。总结特朗普失去国际支持的教训，是对中国扩大国际支持的最现实启。
PUP China：除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学者外，普通读者朋友也很关注国际关系。我们收集了一些读者朋友的问题，在此请问阎学通教授：作为非国际关系研究专业的大众读者，大家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形成有效的知识框架、进而更好地观察这个世界？
阎学通：对于非国际关系专业的读者，我给他们三条观察国际关系的建议。
（1）不要从经济决定论角度认识国际关系。大国关系的本质不是争夺财富，是争夺权力，因此从权力竞争的角度分析大国行为，比从增加财富的角度理解他们会更加接近事实。
（2）不要从阴谋论的角度去认识国际关系。每个国家的决策都是由理性人做出的，决策者们的平均智商是相似的，即都有识破对方搞阴谋的能力。决策者们都相信，对手不会比他们自己愚蠢，因此决策只能从理性的合理角度做出。决策往往是两害相权择其轻，这意味决策不必然是为了扩大收益，而只是为了减少损失。决策不必然是为了害别人，而很可能是自保的无奈之举。
（3）不要认为自己国家的行为一定比别的国家更正义。所有国家的行为动因都是自私的，但同样自私的动机并不必然采取相同的政策，更不必然采取故意伤害他国的行为。从主观为自己而客观为大家的角度去理解王道，是比较接近王道思想本质的。
ISBN: 9780691148267
Yan Xuetong
Edited by Daniel A. Bell & Sun Zhe
Translated by Edmund Ryden
本书曾被亨利·基辛格赞赏：
"China's great thinkers from the time of Confucius are known for their profound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ethics, and military strategy. Less appreciated in the West is their sophisticated thinking about statecraft. The incessant conflicts among the fragmented principalities that eventually formed a unified China in 221 BC produced a rich flowering of conceptual thinking on issues of governance and interstate relations. In this fascinating study, inquiring readers will find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regarding how ancient China's strategic sages assessed the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rulers and states, with immediate relevance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current rise to wealth and power."
--Dr. Henry A. Kiss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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